焦炭价格连涨八周依旧难改冷清局面

[15]同前注[4]，刘莘、陈悦文。

[xxv]在经济学上，有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第二代财政联主义理论。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第4期。其次，法制统一最核心的目的在于全国市场的统一，而非所有方面的法制统一。蔡秀卿：《地方自治法》，台湾三民书局2009年版，第154～168页。具体的判断包括两个阶段：第一，若单行立法有明确划分，在其不违背宪法的情况下即按照单行法认定[39]在另一个运用是否启动了有关紧急权的监督制度标准的徐州北区热力有限公司诉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停止经营案中，法院也做出了相同裁定。

[2]参见刘莘：《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基础理念》，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以应急为关键词检索，得到122份。徐向春：《铁路运输检察体制改革》，《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49页。

其次，专门人民法院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是一种小而精的司法体系，只应负责管辖容易受到地方利益和地方观念不当影响的特殊跨行政区划案件，而不能综合管辖所有的跨行政区划案件。[5] 1954年宪法第7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近几年，这种理论主张已经对我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有学者认为专门性是指专门从事某一事项，专业性则指精通于某一事项，因此专门性是前提，专业性是保障，没有专门性就很难实现专业性……与单一性的专门法院相比，设置综合性的专门法院可以管辖涉及多个审判领域的案件，而无须就一个审判领域设置一种单一性的专门法院，这无形中会节约大量司法资源和改革成本。

再次，就机构设置和司法管辖权跨行政区划这一合宪性要求而言，早期所设立的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以及海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都具有合宪性。近几年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的设立，可以视为是实务界将专门人民法院理解为专业法院的典型表现，因为这两种法院主要是基于专业性而不是跨行政区划性设立的。

对此，前苏联的法律专家曾经做过系统论述。[4]那么，应当如何在法律制度层面来落实中央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呢？本文拟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研究此一问题。[16]与此同理，当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这种法院类型时，立法者也不能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来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制度并设立相应的法院组织，否则就会面临巨大的合宪性危机。从过往的立法实践来看，我国的立法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宪法所提供的这一制度空间，不但组建了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以及金融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而且正在改革铁路运输法院以及军事法院。

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当人们在法律上讨论一个国家机构的产生问题时，其规范内涵不仅包括法律为这个机构建立了规章制度，并要求为其提供相应的办公设施，而且还包括法律所授权的机关依照法律所建立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组织制度）任命相应的公职人员。在此一方面，可以借鉴军事法院改革的经验，依法对现有的海事法院、铁路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进行统一命名和改造，然后根据人口因素、道路交通、案件数量、案件分布等因素，在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设立数量不等的专门法院以及派出法庭，并根据这些区域司法案件的特点赋予这些专门法院对知识产权、生态和环境保护、金融等领域的跨行政区划重大行政、民事和刑事案件初审权。[7] 当然，从宪法第129条的规定来看，军事法院可以改革但不能撤销，因为这两个条款明确规定了这种类型的专门法院。作者简介：程雪阳，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公法中心教授。

[34] 十九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合宪性审查工作，不过，就如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同志提到地那样，判断一个规范性文件或一个行为是不是合宪,首先就需要对宪法有关条款进行解释,这样才能准确理解从而作出正确判断,那么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宪法解释程序和机制。事实上，如果对我国的宪法进行体系化分析，就可以发现，现行宪法可以容纳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

虽然宪法并没有对这种法院的特殊性作出明确的规定和指示，但是从1954年的制宪记录可以看出，我国宪法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特殊的法院，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审判的专业性问题，而是为了审理或办理那些既不适宜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不适宜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或办理的特殊类型的跨行政区划司法案件，从而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和法治的统一。其二，由于专门人民法院独立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而且这种司法体系必然要突破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行政区划产生这一原则，因此专门人民法院的产生和设置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的组成部分。

[23] 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草案）》过程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为整合司法资源、统一裁判标准，建议明确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跨省（直辖市）区域管辖。因为从案件上诉机制来看，这几种法院以及有些省份所建立的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的上诉法院，都是相关法院所在地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而没有建立完整的专门人民法院的审级和上诉体系。因此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产生专门人民法院这一论断的法律含义，不仅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依法设置和组建相应的法院，而且还包括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决定或任命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 [8] 如果上述论证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当现行宪法因循着历史的轨迹确认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两种法院类型时，后者作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法律性质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专门人民法院必然是跨行政区划法院。海事法院的设置或者变更、撤销以及管辖区域的划分，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规则，[20]违反了宪法第62条、第67条以及第129条关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分工规定，因此应被废止。然而，在2018年6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部法律修订草案进行二读的过程中，这一条款草案终因分歧太大而被搁置。一、专门人民法院制度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提供了合宪性通道 就我国的法院组织体制而言，现行宪法第128条和第129条第1款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列宁的《论两重从属制与法制》这篇文章的标题在国内通常被翻译为《论双重领导与法制》。不过，就像有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指出的那样，搁置并不意味着这一项改革不能或不应落实，而是表明这该法律草案关于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定位不够明确，建议进一步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规定。

参见贺小荣：《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和实现路径》，《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6日，理论版。[31] 底高杨：《目标、限度与进路：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的宪法学思考》，《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第50-51页。

另外，1954年9月颁布实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严格落实了宪法的要求，其第二章人民法院的组织与职权共设置了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五节。[19]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2月4日《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法发〔2015〕3号）中首次提出将铁路运输法院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想。

当然，目前的专门人民法院制度与实践并不完全符合现行宪法的规范要求，因此应当着力从合宪性角度对其进行理论反思和制度完善,并以此为基础来完善我国的专门人民法院制度。另外一种则是全苏联法院，包括苏联最高法院和属于全苏联的专门法院。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完成宪法解释程序和机制，并针对最亟需解释的条款（比如本文所讨论的司法制度条款或者宪法土地制度条款）作出宪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坚持先行探索、稳步推进的原则，即先行探索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

但这里的统一并不是说只建立一套法院体系，而是指各级法院都要根据统一的、固定在苏联宪法和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的原则所组织起来并进行工作。[11]曾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的鲍里索格莱布斯基，在对1958年为《军事法庭条例》第10条撰写注释时也指出，军事法院是一种区别于普通法院体系的专门法院，其在普通法院不能行使职权的地区，审理所有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然而，应当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初衷，不仅是要推动审判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而且还包括依法及时公正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等案件，因此巡回法庭改革与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是相互关联的，应当统筹协调推进，而不能进行各自为政式的改革。参见姚国建：《中央与地方双重视角下的司法权属性》，《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第87-93页。

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辖区内特定类型涉互联网第一审案件。[30] 这种改革设想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目前的职能定位确实是冲突的，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的规定，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巡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11种案件，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既不利于公民诉权的保护，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更不利于法治的统一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12] 转引自V. 伯格，Y.鲁瑞：《苏联的专门法院：性质与活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第46-47页。[15] 江必新：《从跨区划管辖到跨区划法院——兼论新型诉讼格局之构建》，《人民司法》2017年第31期，第12页。在人民法院之上，则是根据每个行政政治区划而设立的边区法院（省法院）—州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

沈春耀：《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8年6月19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6期，第745页。[32]最后，专门人民法院只是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体系的补充，而不是代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体系，因此也并不存在对地方司法权的不当侵犯这一问题。

[6] 在1954年宪法起草的过程中，曾经有单位建议（草案）第66条中的专门法院可以去掉，专门法院是依法设立的，可以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也可属于地方法院，宪法上不宜规定，这种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制宪者认为专门法院是一项独立的司法制度，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属于地方法院。当时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后认为，在知识产权法院初创阶段，可以先在省（直辖市）范围内实行跨区域管辖，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跨省（直辖市）区域管辖。

[25] 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和《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2018）中，都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即对海事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知识产权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上海金融法院第一审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由该专门人民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近几年新设的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虽然目前只是在省级行政区域内部进行跨行政区划机构设置和司法管辖，但设立机关明确表示，这是为了稳妥推进相关改革而采取的临时性过渡措施，并不意味着这两种专门法院不能跨省设置和进行司法管辖。